生活在今天的我們，每時每刻都無不為我們國家經濟的發(fā)展，國力的提高而感到無限光榮。放眼望去，汶川救災、三峽工程、青藏鐵路、“瓦良格”號航母······這些規(guī)模浩大、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大手筆讓我們對國家的強大有力產生前所未有的信心。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稅收的特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此，便有了長期以來截然相反卻又各有道理的兩種觀點：輕徭薄賦和課以重稅。

縱觀中華上下二十四史，但凡王朝之初，為了緩和戰(zhàn)亂頻仍帶來的人口銳減、民生凋敝，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同時避免因人民過度貧窮而造成的流離失所和社會混亂，統(tǒng)治者一般都會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如西漢初年，晁錯提出“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漢文帝將秦代的十一稅制改為二十分之一，漢景帝時更改為三十分之一，并創(chuàng)設了可以以錢幣代替實物繳稅的政策。使得西漢王朝的國力空前強盛，直接為漢武帝的開疆拓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樣的事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所謂“光武中興”“開皇之治”“貞觀遺風”“永樂盛世”等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似乎可以說：應該對廣大人民“輕徭薄賦”。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結論，仍然未免有失偏頗。一些無可辯駁的反例卻是難以解釋的。如神圣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宅心仁厚，生性懦弱，在位期間多次宣布“廢除全部稅收”，結果導致國庫空虛，無力應對戰(zhàn)爭和自然災害，反而激起民變，整個帝國在拿破侖的征戰(zhàn)下也很快分崩離析。又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晚明張居正改革，其重點都是在加大征稅力度，增加財政收入。結果一改當時“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成為了歷史上著名的改革范例。國家的公共服務職權，決定了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來鞏固和維護其統(tǒng)治。因此另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又應運而生：應該對廣大人民“課以重稅”。

誠然，以上兩種觀點都只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時期和時代背景下的特定情況。二者的出發(fā)點別無二致——增強實力，鞏固統(tǒng)治，但在具體的手段上則是南轅北轍、大相徑庭的。減稅可以發(fā)展生產，而生產發(fā)展了，稅收自然源源不斷；增稅則可以直接增加收入，并改善收支不平衡、階級矛盾激化等問題。因此我認為，在看待這一問題上，必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結合我國國情，作出合理的判斷。另一方面，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當今我國的稅收，與我國的歷代王朝和當今的各國政府的稅收，都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后兩者說到底是階級社會和剝削階級的產物，其目的是維護統(tǒng)治而不是服務人民。我國的社會主義本質則決定我國稅收的性質與其截然不同，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統(tǒng)治階級的稅收，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窮奢極欲；而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情形則是不可想象、不容存在的。